在过去短短５０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经历了三次婚姻变革，社会以法律、政治、经济等手段，将中国式婚姻规定为一个个标准行为。而２００６年，“第四次婚姻革命”正在来临，它在继承，也在摧毁过去一些婚姻的范式。

　　新的婚姻关系正在形成，它不愿意再承载过去的婚姻所承载的繁重义务，更排斥外力的影响，而强调婚姻中个人的感受和感情的结合，它追求更高的婚姻质量，因而变得更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在新一辈的婚姻中，传统婚姻固有的内涵正在消减，婚姻变成一种更纯粹的东西，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单一，而是变得更不可预知和不稳定，我们称它为“第四次婚姻革命”。

　　２００６，处处掀起结婚狂潮

　　９月９日，有长长久久之意。何宇和女朋友早早来到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却发现这里已经排起了一溜长队。“这不算最多，６月６日那天，因为赶上了百年一遇的好日子，人都挤爆了。”一位工作人员说。

　　按照中国传统历法，２００６年既有“双春”又有“闰月”，为大吉之年，特别宜嫁娶。而２００７年是６０年一遇的“金猪年”，适宜生育。赶上这样的好日子，继千禧龙年之后，２００６年中国再次掀起结婚热潮。据２００６年二季度民政部统计数据，仅４至６月，全国办理的结婚登记数量就达到了３，７５６，７１１对，相当于２００５年全年结婚登记总数的４７．７％。在“七夕”和“双七夕”这两天，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沈阳等地的婚姻登记处出现了“爆棚”场面。

　　一对正在排队的新人，相当自豪地介绍说，由于年初就早早看日子下单，他们的婚宴已经定在了１１月１８日一家著名饭店里，这在队伍里引来一阵艳羡之声。在赶着结婚的队伍里，有相当数量的人还没找到适宜的婚宴地点，更不用说挑一个心仪的黄道吉日。

　　由于人多，本来应该神圣庄严的逐一颁发结婚证的形式被大大精简了，三四对新人挤在一起验证贴照片，这让何宇真正感受了什么叫扎堆。“不能再拖了，你看旁边的好几对，人家都是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我们都快拖成老头老太了。”生于１９７５年的何宇说。

　　与２００５年的低迷相比，２００６年的结婚高潮让婚纱影楼、婚礼公司欣喜不已，也让许多中国父母欣喜不已。当网络以时尚快递的速度散布着“试婚”、“闪婚”、“网婚”等新名词，当未婚同居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一夜情和婚外情正在骚扰正常的婚姻，当《２００６中国人婚姻情感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现代人在找对象时认为“感觉”最重要的时候，能够看着自己的儿女和一个同样年轻健康的伴侣走进婚姻登记处的大门，让很多父母大大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即使以后没有了自己的照料，也能沿着正确的方向驶向幸福的将来。

　　在这种幸福的沉浸中，父母和年轻的一辈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年轻人所面临的婚姻与他们所预想的大有不同。他们身处在一场新的婚姻革命之中。

　　新婚姻范式：三个非典型样本

　　晚婚、晚育及闪婚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人目前面临的新的婚姻范式。

　　在新婚姻关系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婚育越来越晚，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则越来越短。

　　在北京工作的梅小姐准备在“十一黄金周”回家办婚礼。“其实，我们２００４年就领了结婚证。”梅觉得很搞笑，“在父母眼里，没办婚礼就不算真正的结婚。”她将这场婚姻定性为应酬，对这套繁文缛节，她和她的先生都厌恶不已。尽管他们已经在北京买了住房，在深圳的公公还是精心地为他们准备了一处暂住的新房，托关系为他们在“十一黄金周”预定了酒店，并告诉他们，“一切不用你们操心，只要回来出席一下就可以了。”

　　未被长辈看作已经结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孩子，而公婆把这归结为没有办酒席。“我婆婆总跟我说，不办婚礼她就没办法抱孙子，其实，办了婚礼我也不打算马上要孩子。”

　　尽管中国人的初婚年龄２０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生育年龄却逐步推迟。“这与计划生育政策无关，”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跃生说，“我们称之为自愿推迟生育。”

　　从幼儿园起就不能落后，这成了许多年轻父母教养子女的标准，因此，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年轻人绝不愿意结婚，他们把这看作为下一代的成长创造条件。而就算有了房子，如果没有万事俱备，也绝不轻易让子女降生，梅小姐把这称为“对下一代负责”，“如果不能保证我的孩子有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能培养成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能站住脚的人才，我情愿不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闪婚后的简约生活

　　１９７９年出生的陈浩和１９８１年出生的文丽是今年３月份在网上认识的，那时，文丽正经受着失恋的痛苦，借着ＱＱ向陌生网友倾诉心中的苦楚。“我那时天天晚上在网上陪她，督促她吃东西，哄她睡觉，有一个月的时间。”陈浩的真诚感动了文丽，文丽决定开始一段新的甜蜜爱情。５月１日，陈浩从北京飞到重庆，３日，他们便打算结婚了。７月，陈浩研究生毕业，在重庆谋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当月，他跟文丽举办了婚礼。

　　在经历了一段典型的闪婚之后，文丽发现婚后的生活一度并不如想象中美好。“我们常常会为谁刷碗、谁擦地的小事争吵，”文丽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很讨厌。”文丽与她的女伴们商量后一致认为，小日子要想过得好，就要尽量避免在锅碗瓢盆的小事上起纷争，根本的一条原则是：要么都不做，要么一起做。

　　他们最终找到了解决之道。现在，去陈浩和文丽家的朋友都会惊诧于他们简约的生活方式：厨房的碗筷全部是一次性的，另外还包括一叠一次性桌布，“这回连桌子都省得擦了。”文丽得意地说。

　　８月初，陈浩的母亲从外地来看过他们一次，这次见面简直变成了一场灾难。虽然小两口为此特地劳动了一上午，“但婆婆好像还是不满意，而且流露出我没有好好照顾她儿子的意思。”文丽说，“我承担了家庭一半的收入，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也很累，可是我们的父母一代却还坚持认为家务活是女性的专利。”

　　很难找到适合的人

　　“我很难爱上别人，如果哪个人对我特别好，那么这个人死定了，我会把他治得很惨。”小菁咯咯地笑。

　　小菁今年２５岁，在电视台工作，有着丰厚的薪水，但她无须动用自己的工资，父母汇来的“零花钱”已经足够让她过她想要的生活。父母为她在北京买了一套高档住房，还打算为她买辆车。上个月，父母一起来北京看她，还去看了她的工作环境。经过了５年的波折，父母的婚姻关系依然存续着。

　　“我已经原谅他了，”小菁摆弄着手里的高脚杯，平静地说，“男人是一个猎手，他的生理构造必然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人这辈子可能会很容易地爱上别人，却很难把自己的生活和另外一个人维系在一起。”

　　小菁所说的这个人是他的父亲。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她亲眼目睹了作为成功的中年男人的父亲，犯了必然要犯的错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然后回家要求离婚，她很幼稚地为此闹了一次自杀，然后和家里人的关系从此冷漠了，对婚姻这个话题也同时冷漠了。

　　别人给她介绍男朋友，她一个也不看。父亲从来不跟小菁探讨情感问题，母亲也只是问过一次，就被小菁“恶毒”地顶了回去：“结婚有什么意思，你看你嫁的老公！”

　　“世界上还有一种男女关系，不是婚姻，是别的东西。婚姻是很可怕的，它可能把你拥有的东西消耗殆尽。但恋爱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事了，他们纯粹就是相互爱慕，肯定对方，喜欢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没有任何压力，不需要用金钱去支撑，不需要用婚姻去维系，也不存在相互利用，没有什么桎梏，也不需要打破什么。我相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小菁说。

　　“如果我是一个经济不独立的人，会很容易在男人堆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因为我需要补充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我不需要。”小菁说得很坚定。

　　２００５年，小菁过去的一个男朋友结婚了，娶了一个司令员的女儿。婚礼过后，男孩打电话给小菁，向他描述婚礼的隆重场面，哪些重要人物出席，送了什么样的礼物。“他想用他婚礼的隆重告诉我错过他是一个错误。但是我永远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我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他在我面前不断地想证明自己。但是一个男人需要用这种东西来证明自己的时候，我看出他的微不足道和他的小来。”小菁说她特别能逼迫一个人，能让他的虚伪和不足在她面前展现出来，而她不露声色。

　　“所以我很难找到适合我的人。我可以不断地认识新的朋友，在不断取悦别人的过程当中，在让别人喜欢我的过程当中，在认识别人错误的过程当中，获得乐趣，最后不了了之。”

　　婚姻新变化：不确定性

　　许多专家一致承认，中国式婚姻正在发生变化，但他们很难对这次变化给出一个统一定义，他们最后不约而同地用到一个词语来形容这次变化：不确定性。

　　在婚姻的门槛前，新的一代内心充满犹豫，他们会说一条人人都知道的原因：时代变了；但他们没有说另一条原因：我们也变了。

　　越来越多的父母出现在各种万人相亲大会上，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女仍然在以一种敷衍的态度应付他们对于婚姻的催促，在城市中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于现在年轻人在３０岁仍然未婚，“前两天我们单位有个新来的同事，才２５就结婚了，当时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竟然是，怎么这么早婚。”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跃生说。

　　数据的记录和人们的直观印象并不一样，王跃生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并没有明显的延后，平均数仍然在女性２２－２３岁，男性２５岁左右，这个数字之所以显得如此年轻，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