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婚”，即隐藏、省略已婚状况；“隐孕”就是掩藏怀孕事实。这两者，是当前中国部分职场女性在婚姻、生育问题与工作发生冲突时可能会选择的做法。

  ２００７年《人才周刊》联合前程无忧网，就白领女性的职业追求和发展问题进行了一项访问调查，７天里共２３０００多名白领女性接受了访问。调查结果呈现，上海白领女性面临的“问题清单”依次是：职业发展问题、生育和婚姻问题、退休养老问题、身心健康问题和价值承认问题。

    作为中国的中心城市之一，接受调查的上海白领女性面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都市职场女性的普遍困境。

    职业发展问题出现于“问题清单”首位毋庸置疑，但生育和婚姻问题被排在第二位却让人眼镜大跌。中国人向来重视婚嫁生育，为何这两件自古为中国女性骄傲的事情，现在却成了部分职场女性需要掩盖的事实呢？

    安安看来，结婚和怀孕是职场的绊脚石，会大大降低自己的竞争力。

    在各单位的招聘中，处于婚孕期的女性往往最受限制。因为怀孕而被取消公务员录用资格的例子常见媒体报道。两年前，女大学生唐某，因为实习期间怀孕，被国家某部人事教育劳动司取消了录用资格；同年，屈女士在参加某单位录用人员体检时，因怀孕未进行Ｘ光检查，已被列为拟录用人员的她最后还是被决定暂不录用。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刘伯红说：“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性别歧视，对女性婚否及生育状况有一种隐性的限制，用人单位不愿意为女职工承担生育成本，担心女职工生育和养育期间工作效率下降影响单位效益。”

    “相对于雇主而言，我们是弱势，在婚姻、生育问题与工作发生冲突时，‘隐婚’和‘隐孕’就是寻求平衡的方式。”安安说。

    接受调查的２３０００名上海女性中，仅０．５％的人表示，其所在企业提供女性员工专有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辅导、育婴假期和弹性工时等福利，仅０．８％的女性所在企业内有女性员工社团，帮助职业女性解决实际困难、鼓励发展和分享心得。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博士胡邓认为，当前的一些企业，想以最小投入去获得最大产出，在人力资源的应用上也如此，他们希望所聘用的员工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能。这直接导致了婚孕女职工的压力。而这种焦虑和不安，对于其孕育的后代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刘伯红认为制度上的完善是必要的，她说：“１９８８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作为目前国家唯一一部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的专门法规，在１９年后的今天，有必要进一步修订，尤其在落实方面，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应共同分担女性生育的责任。”

    此外，刘伯红建议用人单位采用生育保险制度管理模式，通过缴费建立生育保险专项基金，女职工的生育保险费用由基金支付，实行社会互济。

    对于和安安一样选择了“隐婚”和“隐孕”的职场女性而言，每日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下班后，完全做回自己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