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报告在统计方法上存在硬伤。这份报告采用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原始数据不存在问题。但是它选取了“15-29岁”以及“15-35岁”两段年龄区间来进行研究，这就有问题了。我国的法定婚龄是男22岁、女20岁。显然，15岁-19岁的数据就不应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当然，这其中有我国人口普查以每5岁为一区间进行原始数据收集这一现实条件的制约，但是如果因此就直接把相关数据拿来进行分析、推论，显然是不够科学、不够合理的。而忽视我国长期以来婚配模式中男女婚龄上2-3岁的差距，以“一刀切”的方式统一计算，结论难免有失偏颇。

　　其次，根据该报告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从1995年到2005年，15-29岁青年未婚人口比重增加了14.35个百分点，而15-35岁的相应数据则增加了7.48个百分点。这反映出目前我国早婚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却难以构成推测未婚青年人数呈上升趋势的有力论据。

　　客观而言，早婚人口减少、接受高等教育人口不断增加；农村青年外出打工比重不断上升、因生存压力推迟结婚打算，再加上受到城镇中晚婚晚育文化的影响……这种种情况的确构成我国青年从整体上推迟初婚年龄的主要原因。但是，也不至于因此得出所谓“青年中男多女少，以致婚姻市场对男性青年人口挤压情况严重”、“我国未婚青年性别比偏高趋势明显”等结论。

　　另外，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也尚未出现明显的所谓“剩女”现象。尽管女性婚龄普遍有所推迟，但是与国际整体情况相比，初婚年龄仍然偏早。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都已经达到了29岁以上。国际上通常以25-44岁未婚女性占适婚年龄比重作为评价“是否晚婚”的标准。我国目前这个比重是3.3%，而日、英、美、德、法等国的相关比重均达到20%以上，瑞典甚至达到40%以上。从这一点来看，“剩女”的提法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其参照的乃是一种传统的、刻板的婚配模式。

　　这实际上是我国传统婚恋观中“男高女低（年龄）”、“男强女弱（条件）”的择偶标准在作祟。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梯度匹配模式”，即如果以甲、乙、丙、丁来从客观上划分不同婚姻条件下的男女，大多数情况下，“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以此类推，成为一种普遍的婚配选择。如此婚配模式下的“结构性矛盾”在所难免，“丁男”和“甲女”无辜地成为了婚配场景下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实际上，受到婚姻“市场”挤压的不仅有条件优越的“剩女”，还有一部分相对受教育层次较低或者在经济条件上不具备竞争力的男性，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然而，男性较之女性在配偶年龄、条件等各方面因素上的选择余地更大，压力自然减轻不少。如此一来，婚配社交场合中“阴盛阳衰”的现象就可想而知了。

　　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加快，高阶层、高收入女性的晚婚晚育现象、女性未婚人口比重不仅都将呈现加重、上升趋势，还将长期存在。而此种“婚嫁困境”不仅很难解决而且非中国独有，早已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难题。

　　要解决这一难题，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改变旧有的婚恋文化，支持与倡导婚配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我们要反思，难道个人做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选择，或者愿意接受“男低女高”、“男主内、女主外”的婚配、家庭分工结构，就不合标准么？谁说“三口之家”就是必然的、唯一的核心家庭模式？对于一些被炮制出来的如“超级剩女”、“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大龄青年”、“单身贵族”、“三高光棍”、“家庭主夫”等语汇，我个人是持保留态度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无意识的随性调侃，结果给人们造成误导甚至产生心理压力，一些男孩、女孩为避免被“剩下来”，于是匆忙选择一段未必成熟的婚姻。这种态势如果进一步滋长，那真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资料显示，二战后，由于大量男性在战争中阵亡，大批未婚或单身妇女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妇女，成长为推动当时的欧洲社会恢复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动力源泉。在您看来，我国目前正在形成的这样一批未婚群体，是否也有可能给社会结构未来的走向带来独特的影响？

　　这也许将成为我们改变整个社会旧有婚恋观的一个契机。就拿高学历、高收入未婚女性来讲，她们极有可能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甚至经济地位，创造并倡导出一些全新的社会观念、生活方式。我想，能否形成对新生活方式、多元化社会关系模式的允许度与宽容度，将成为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