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郊的人和镇，人口只有两万多，去年却有1795对夫妻“劳燕分飞”，又有732对再婚。就连该镇集乐村年近60岁的村妇女主任魏淑芳也同与她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丈夫离了婚，然后闪电般地与附近一所大学里20岁的在校学生登记结婚;甚至, 连村长90岁的妈也离了婚。（5月31日《报刊文摘》） 

世称“人和镇”，想必那里的人都知道“人和”的含义。如今，人和镇“不和”，一下子像遭了强烈地震似的出现了大裂变。两万多人口的小镇，倘若按平均一家四口计，也就是5000多个家庭，一年之中竟然有1795对夫妻离婚，其离婚率少说也有35％。如此高的离婚率，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完全可以载入世界吉尼斯记录。

问题是，人和镇的高离婚率，不具真实性。那个与老伴离婚又与在校生结婚的村妇女主任向别人透露个中秘密：“要研究政策”，“结了婚，按政策可以多分一间房”。可见，离婚并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而是事出有因。

原来，从2000年起，集乐村被划为重庆市高新区北部新区开发用地。于是制订了“拆迁补偿规定”，拆迁的村民统一分配安置房，其中有两条“优惠”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多申请一间屋。”面对这种政策规定，那个村妇女主任的离婚与再婚，算是最成功的，因为她这样做的直接效果，就是多分到一套两室一厅住房。看，一项政策在“优惠”的名义下，居然导致那么多村民离婚和再婚。这种“拆婚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政策缺陷”。

说“政策缺陷”，还在于：那些在2000年拆迁的村民，当时人均获得拆迁补偿费只有2.1万元。有专家测算过，按重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这笔补偿费只能维持一个人3年的生活开销。那些原先以土地为生的村民，失去土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由于他们普遍缺乏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特长，因而无法跻身就业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一个无法接受又不愿轻易放弃、让他们痛苦不堪的方式——以牺牲婚姻为代价，以多分住房为目的，以便获得若干经济利益，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从本质上看，这些村民所以离婚、再婚，纯粹是出于无奈。不难想象，如果真正解决了这些拆迁村民的后顾之忧，他们会拿自己的婚姻去当作一种利益筹码使吗？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或许，当地政府并没有“拆婚”故意，但是新区开发占用农民土地引发拆迁村民的高离婚率本身，便是对包括拆迁补偿费在内的整个拆迁政策的全部考量。

这就值得反思了：当我们的一些官员行使权力并以政府的名义推出某个动作（主要是指扰民动作）、某项政策之前，首先要研究这些政策有没有什么缺陷，会不会把老百姓推向尴尬局面或者困苦境地，会不会对群众产生“扰民”的影响、带来负面后果，然后研究如何避免政策缺陷、如何采取可行的补救措施，等等。惟其如此，才能保证有一个好的政策，保证会产生一个好的政策效应。